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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文章发布时间:2009-12-8 浏览次数:2844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作者:张俊杰 类型:转载 时间:2002-9-23 15:34:14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躬亲教育实践30年,著述700多万字,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赞他是“万世师表”,江泽民评价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

                       有志少年 刻苦求学

  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陶行知诞生在歙县城西的黄潭源村。陶行知父亲陶位朝,号槐卿,字笑山。为人笃实厚道,性情温和。他不善农事,一直经营上代开在休宁万安街上的“亨达官”酱园店,闲时诗书自娱。陶行知母亲曹翠仂,原籍绩溪县北乡。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劳动妇女。她嫁到陶家后,娘家从绩溪迁到万安,她的弟弟曹振仂在万安街上经营豆腐业、酒业。
  陶行知祖上由外地迁至黄潭源,到陶行知已是第十六世。一世祖明子公本为县吏,因厌恶官场倾轧,乃弃官归田,在黄潭源村建起“五柳堂”,开始了耕读一体的传世家风,村中也形成了一条陶氏聚居的陶家巷。这种潇洒闲适的生活一直延续到陶行知的曾祖父。鸦片战争后国运衰败,陶家也日渐势微。
  陶行知祖父由于营业萧条、家境困难,将亨达官酱店顶给曹氏亲戚,陶位朝只得回家种田。同父异母的四兄弟分家,他仅分得一亩一分田,无法养家糊口,还须砍柴挑到徽州府卖,又常到万安镇贩些酱酒到休宁、歙县乡间叫卖以维持生计。昔日的“五柳堂”也早已不复存在,陶位朝在兄弟们卖田卖屋、迁徒谋生后依然守着故土,居在陋屋。生长女名宝珠,幼时因病夭折。当儿子来到人世时,位朝夫妇遂以“和尚”作乳名,希望佛祖保佑;大名则取作“文濬”,至于改名为“知行”、“行知”则分别是1914年和1934年的事了。
  少年陶行知显现出聪颖天分。5岁时到村中叶家玩耍,竟能用木炭、小棒,在地上描画出中堂对联上的字,一时被村人传为”神童“。6岁时,陶行知随村中大孩子到邻近的砀村去玩,被砀村私塾的的塾师方庶咸相中,方是位老秀才,认为“此子若培养有方,来日必成大器”,于是告诉陶位朝,愿收其为弟子。陶位朝家境贫寒,方庶咸虽说收入也极其微薄,但爱才心切,还是决定免费收陶文濬为学生。于是,六岁的陶行知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方庶咸也成为陶行知求学生涯的第一位恩师。
  1900年,陶位朝在万安谋得“册书”之职,册书就是管田赋契约的。陶位朝将9岁的儿子带至万安,就读于吴尔宽经馆。1902年,陶位朝又失去了册书之职,陶行知只有随着二次归田的父亲,回到了黄潭源。
  这时的陶家、祖母已年迈,新添了妹妹美珠(后改名文◎),一家五口吃饭。父亲还染上了不良嗜好,劳作乏力。11岁的陶行知失学了,在家中帮助干活。父母不忍耽误孩子一辈子,请人介绍陶行知到歙城上路街程郎斋门下求学,半工半读继续学业。陶行知每天挑柴至城里卖掉再上学,下午被特许提前回去,赶到南山砍一担柴回家,每天来回路程20里。
  这艰辛的半工半读也随着家贫日剧而中断了,陶行知只有一边劳作一边自学。当时歙县有位学问极好的贡生王藻老先生,受聘在歙县航埠头曹家任教。曹府是宰相门第,父子两代大学士,候门似海,陶行知鼓起勇气,带着自学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登门求教,其好学聪颖,使王藻老先生破裂收其为门生。两村相距15华里,平常陶行知五六天去一次,不能劳作的雨雪天就天天去旁听。一个风雪天,陶行知前往航埠头,途中路难行,到时王先生正在授课,陶行知不敢惊动,恭敬静立门外。一两个小时过去了,王先生无意一瞥,才发现门外满身批雪的陶行知,大为感动。曹府内外也赞不绝口,说“古有程门立雪,今有王门立雪”。
  1906年,15岁的陶行知跨入了崇一学堂,这是他人生关键的一步。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列强逐步加强了文化侵略,传教士的足迹遍及乡村,徽州一带有英国基督教内地会的传教活动。而清政府在1883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连续败北后,也改变了人才培养策略,进行了一些大的改革:1901年废八股、兴洋学;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初建新学制结构;1905年废除科举,成立了国民教育的中央行政机关学部,即后来的教育部。可以说,陶行知所经历的这一时期,既是中国教育史上的转折时期,也是中国历史向现代过渡的转折时期。
  崇一学堂是英国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G N 吉布斯(中文名字叫唐进贤)于1900年开设的,是歙县最早的洋学堂,校名意味着唯一崇拜的是上帝,招收的基本上是有基督教徒推荐的学生。陶行知进“崇一”是偶然的机遇。
  教堂通事(翻译)章觉甫与陶位朝是朋友,他介绍陶妻曹翠到教堂帮佣,做些炊事、勤杂。陶行知进城卖柴、卖菜后,每每到教堂为母亲分担杂活,让母亲休息一会。唐进贤牧师发现这孩子举止大方,事母至孝、颇有好感。接触几次后,牧师更觉得虽是贫家少年,却熟读诗书,才华横溢,思维敏捷,极有见地,当即决定免去学费,收陶行知为崇一学堂正式学生。这让陶行知一家喜出望外。
崇一学堂学制三年,虽是教堂办的学校,但并不进行基督教义的教育。开设的课程有英文、国文、中国史、西洋史,教学、理化、医药、地理、音乐、体操等。陶行知,1906年入学时被编入崇一学堂二年级,同年级学生已接受一年的教育,陶行知利用课余时间努力学习,很快就赶上了同级学生。当时他英语不行,刚好歙县有一个留学归来,在新安公学任教的学者名叫严达,陶行知托人介绍认识后登门拜师,求教英语,英语成绩很快赶上了去且名列前茅。接着又攻数学难关,一学期后数学名列第一。唐进贤为此十分欣慰,为嘉奖其学业优异,决定免去陶行知膳费。
  陶行知入崇一学堂时在籍学生为18人,其中有的后来成为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的同学,如历任中央大学图书馆系教授及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洪范五;有的成为后来的合作者,如南京安徽公学继任校长姚文采、新安画派代表画家汪采白;此外还有朱家治、张枝一等人。陶行知与洪范五、姚文采同住一个寝室,陶行知在寝室墙上,题写了自勉的铭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

                        从金陵大学到留学美国

  陶行知1907年末(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毕业于崇一学堂。陶行知毕业后,唐进贤也离开了歙县,代替他的是一个姓马的传教士。1908年春,17岁的陶行知乘船到杭州,报考广济医学院。临行前到休宁外婆家辞别,父亲陶位朝亲自送他到万安水蓝桥下船。陶行知在船上,想起为支持自己学习而忍受戒烟之苦的父亲,还有那苦心维持家计、全力支持自己的母亲,不由得双手覆面,泪如雨下。
  广济医学堂是一所教会学校,规定学生信基督教的可有两年免费实习的机会,非基督教徒则无此权利。陶行知对这种歧视性规定极为愤慨,入学数月就毅然退学。
  陶行知离开杭州回到歙县,自修英语。1909年投靠苏州的表兄,生活穷困,后来他记述说:“我18岁流落苏州的时候,这时他在街头与恩师唐进贤邂逅相遇,陶行知的人生命运由此出现了重大转机。
经唐进贤的帮助推荐,陶行知于1909年秋考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第二年春,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陶行知秋季即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本科就读。
  陶行知学习上极为勤奋,以成绩优异闻名全校。他的国文、法文成绩特优。数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和天赋,常帮同学解决数学难题。大学期间所奠定的扎实数学根底,训练了他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他一生的事业大有裨益。功课之外,陶行知热心公益、关心时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陶行知直升金陵大学一年之际,1911年秋武昌辛亥革命爆发。消息传到南京,陶行知热情拥护,他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在校内积极组织和参加演说会,宣传民主共和。他一度休学回到徽州,作为新选参议会的秘书参与了政治活动,参加了屯溪阳湖余家庄的辛亥革命地方起义。半年后回到金陵大学继续学习,也继续参与了许多社会公益活动。如1912年他约请苏州东吴大学学生来南京合开运动会,发售门票募爱国捐,以帮助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黄兴解决财政困难。钱虽不多,但青年学子的赤诚之心,给了黄兴和他的同志以政治上的鼓舞。
  金陵大学学生办有学报《金陵光》,创刊于1909年12月,到1912年底已出刊3卷,是一份英文学报。在陶行知的努力下,1913年新年伊始,《金陵光》中文版问世,陶行知任中文编辑,写了创刊宣言。9月,他任中文主笔。从创刊宣言到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他在《金陵光》中文版上一共发表了12篇文章,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课余,陶行知研究王阳明学说,笃信其”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学说,以“知行“化作笔名,第一次出现也是在《金陵光》学报上。中文版《金陵光》为金陵大学带来的是一股春风。不过,金陵大学时期的陶行知,在政治上仍是一个幼稚单纯的青年。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轰动全国,引起了当年夏天讨袁的”二次革命”。袁世凯反革命面貌已暴露无遗,但陶行知在1914年元月的《民国三年之希望》中,仍把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搏斗视为“箕豆相煎”,把袁世凯与孙中山并称,谓之“两贤交扼”,可见政治上并不成熟。
  1914年夏,陶行知以金陵大学文科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由于金陵大学1911年被美国纽约州认可注册,毕业时他获得了纽约大学毕业文凭和文科学士学位,黄炎培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参加了这一年的金陵大学毕业典礼并授文凭。
金陵大学校长包文是美国人,十分器重陶行知,务使其赴美深造。中国正规派遣美国留学生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所有这是的美国迎来了中国留学生的最盛期。陶行知在包文校长的支持下,在师友的鼓励帮助下,1914年秋赴美留学。船从吴淞口出发,同船的有清华毕业生、后来的教育家陈鹤琴。
  1914年9月22日,陶行知进入了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研究院,攻读市政,这时的同学有孙科。也就在这一年,陶行知父亲去世了,随后长子陶宏(桃红)出生。(陶行知是1913年与汪纯宜结婚的,1913年陶行知全家从歙县迁居南京。)经过一年苦读,陶行知获得了伊利诺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1915年9月,陶行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校,在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门下攻读教育。其原因主要在他深信: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攻读教育最理想的学校,自然是美国第一流的哥伦比亚大学。在这里的同学中便有胡适,他们既是 同乡,又是同年,远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它乡,两个老家只隔几十里的有志青年成了同窗,虽然一个出身官宦、一个来自蓬门,但并未防碍他们在当时成了好友。
  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寒窗、获得了“都是学务总监资格”文凭,若获得博士文凭,需回国搜集资料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为此,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长孟禄博士建议,专门为陶行知安排一场初试,这样博士论文完成后即可获得学位。陶行知回国之初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作成了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哲学与新教育》,但不幸毁于该校的一次火灾中。其后陶行知献身于人民教育,再也无暇写个人的博士论文了。
  留美三年,陶行知很少过问政治,也不参加社会活动,埋头读书,以图学成报国。1917年秋,陶行知返回祖国,在归国的海轮上,他和好友畅谈志愿时说:“我要使全中国人民都受的教育."
青年教授投身平民教育
  陶行知回国后,1917年9月应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教育生涯。在第一个10年里,他反对旧式教育,主张教育改革,进行办学实验,推行平民教育。
  在南京高等师范,陶行知先当教员,1918年起任教务主任。1921年,南京高师并入刚建立的东南大学,陶行知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教育系主任。同年1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出任主任干事,并任该社《新教育》杂志主编。陶行知从任教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的教育,主张采用试验主义教育方法,进行教育改革。归国不及即结合实际,撰写《教学合一》,主张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1919年担任教务主任后,便把教学法在南京高师全面推开,且很快传到其它学校并辐射到各地,全国大、中、小学纷纷仿效。教学法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了教授法,这是陶行知在教育改革领域作出的第一个贡献。陶行知还促进南京高师改革超生制度,与北京大学相约,正式招收本科女生,可说是我国大学最早开放女禁的实行者之一。
  为提倡新教育,“五四”运动前夕,陶行知与胡适等一道,代表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新体育社等团体,邀请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并陪杜威到南京高师演讲。之后的1921年9月,又邀请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来华讲学,陶行知陪同孟禄到各地访问演讲并担任翻译。杜威、孟禄的来华讲学,传播介绍了西方新的教育思想,陶行知是积极筹备者、促成者。同时,陶行知还着力进行办学实验,如1920年举办了南京高师也是中国高校的首期暑期学校,连办三年培训教育干部和教师;创办私立南京安徽中学并亲任校长;创设南京长州岛上的昆明学校,也是第一所平民初级学校。这些早期的办学活动,对他教育思想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陶行知在早期的教育活动中就感到,教育改革、教育救国必须有组织、有同志。1919年元月,他作为发起人之一,组建了中华教育共进社,办了社刊《新教育》月刊;1921年底,共进社、《新教育》、调查社三家合一,产生了中华教育改进社,陶行知任主任干事,主持具体社务工作,并被公推为《新教育》主编。陶行知一直是《新教育》的主将,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担任主编后,又延聘了40多位中外教育家担任编辑,特邀各国教育界人士撰写最新的世界教育消息。陶行知发起参与的早期教育团体,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顶梁柱。
  1923年开始,陶行知主要精力投入平民教育运动,全家也从南京迁到北京。他为“平民教育”下了定义:是平常人的教育,这种教育要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经费教导年长的人民识字、读书,爱国、做好人,而且平民教育要叫所有的人平民化。陶行知与二三同志发动的平民教育,很快成为一个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教育运动,陶行知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主要领袖人物。
1923年5月,陶行知与朱其慧邀集晏阳初、黄炎培、胡适、袁观谰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朱其慧是熊希龄的夫人,熊希龄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中华教育改革社董事长。朱其慧热心于教育和慈善事业,陶行知、晏阳初等人推朱其慧为筹备会主任。6月,陶行知与朱其慧、黄炎培等人组织建立了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陶行知着手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课本,一套四册96课,每天用一个钟头学一课,读者对象是12岁以上的不识字者。8月,课本编成。8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召开成立大会,朱其慧为董事长,陶行知为董事会执行书记。这次大会参加者众,各省教育厅、教育会、平民教育的有关团体机关均派代表与会。
  平民教育运动有一个宏大的计划,为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辞去了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之职,放弃了每月400块银元的高薪。这期间,中央政府曾要他出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武汉大学)校长,他坚辞未允;金陵大学要聘他当校长,他也谢绝了母校的盛情。这样,他得意全身心投入了平民教育运动。从1923年秋季开始,他风尘扑扑奔走于全国十几个省市,把平民教育输入到工厂、农村、军队、旅店、庙宇,甚至监狱中去。他创造出连环读书法,开办了平民读书处,身体力行,在家中办了“笑山读书处”,还促使梁启超、胡适、熊希龄等京中名流都在家中办起读书处。几年时间里,在陶行知的积极倡导、四处奔走下、平民教育推行到全国20个省区,仅《平民千字课》课本就发行了300多万册,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教育。
  在平民教育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陶行知就冷静地看到,“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陶行知发现,中国历来不重视乡村教育,即使办了少数学校又走错了路:没有与农业携手,没有用穷办法办学,走的是一条死路。他要探寻一条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
为中国教育寻找生路
  1927年至1936年,陶行知先后创办了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实践了他所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为中国教育探寻生路的过程中,陶行知在政治上也日趋成熟。
  1926年1月,陶行知提出“师范教育下乡运动”,认为“乡村师范学校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指出“要筹幕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在陶行知看来,乡村教师是改造乡村的灵魂,创办乡村师范是搞好颖村教育运动的关键。所以他决心创办一所试验乡材师范学校。
  1927年3月25日,经过一年的奔波筹备,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终于在南京劳山下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是一所以培养农村教师为目标的新型师范学校。

  陶行知说:“要想化农民,须受农民化。”他带头脱下西装革履,空起来布衣鞋,他住牛棚柴房,还风趣地说:“睡在稻学铺上比钢丝订还有趣。”他带领学生下田劳动,被大家称为“挑粪校长”。晓庄师范有一项“会朋友去”的活动,规定学生每击都要到农民家去访问,和农民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困难和疾苦。陶行知自己交的农民朋友最多。这是陶行知个人在这里建了茅庐,名日“五柳村”,把老母、妻、妹孩子从北京接来,居住于此。
  晓庄师范根据农村的特点,按照陶行知创立的“生自学成才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组织学校活动。学校不分班级,也无上下课制度,分设五种教学做:一是中心小学校工作教学做;二是教务政教学做;三是征服自然环境教学做;四是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五是学生生活教学做。他把教育与生活、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学员在指导员指导下生活,在做上教,在做上学。
  陶行知在晓庄试验生活教育,获得了很好的教育教育效果和社会声誉。晓庄的学生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全国各地来晓庄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试验师范的事业也逐步扩大,除学校开初的第一院落(小学师范院,赵叔愚任院长)、第二院(幼稚师范院落、陈鹤琴任院长)外,又陆续增设了晓庄中心小学校、中心幼稚园、民众夜校、劳山中学、晓庄医院等,学校亦改名为“晓庄学校”。1928年4月,陶行知又受浙江省委托创办湘湘师范学校,委派晓庄学生操震球任校派去学生创办新安小学,陶行知兼任校长。由于陶行知对于中国教育革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上海圣约翰大学在1929年12月24日授予他科学博于荣誉学位。
  陶行知办晓庄师范,主张办成“自由园地”。晓庄学校有中共地下党、团组织,师生们参加反帝反帝爱国斗争,积极支持下关工人罢工,陶行知都予以大力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气急败坏,污蔑是共产党操纵学生闹事。1930年4月8日,国民党政府密令教育部,停办晓庄学校,又用武力封闭学校,逮捕学生。陶行知也被扣上“勾结叛逆,图谋不轨”等罪名,遭到通缉。陶行知经友人劝说,先避居上海,后流亡日本。晓庄学校只办了三年零二十四天就被扼杀。但是劳山脚下升起的一片中国新教育的曙光将永远闪耀在教育史上。
  陶行知从1930年秋到日本到1931年春潜回上海,时间不长,但他对日本科不技术的发达促成国家的强盛,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下,陶行知联络了一批从欧美留学回国的专家,如丁柱中、高士其等,以及部分晓庄的师生,展开了“科学下嫁”运动,力图把科学知识普及到工家大众中去。“科学下嫁”运动包括了创立“自然学园”、编辑〈儿单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创办了儿单科学通讯学校等内容。陶行知指出:“做一个现代化的人,必须懂得现代化的知识,……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和能继续不断地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在30年代初期,他就看到科学技术和科技教育的重要性,确定是难能可贵的。陶行知还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在〈申报〉上开辟俱专栏,边疆发表104篇杂文,驳斥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反对“文化围剿”,发挥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作用。1931年7月,陶行知发表了长篇论文〈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这是一篇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于一体的宏文。其中的人口思想对于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出路都有指导意义。这时陶行知在教育实施上的重要成果是创办了山海工学轩团。
  1932年10月,陶行知在上海宝山大场地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其宗旨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它的教育目的是唤醒农民、组织农民向大自然进军,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作斗争。
  山海工学团以招收农民弟为主,“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去”。边劳动边学习。团内举办的秤事业,有木工、藤工、种菜、养鱼、养鸡、养蜂、织布、摇袜等。工学团教农民科学种田,相继办起了“棉花工学团”、“菜团工学团”、“养鱼工学团”等。学校参加社会改造,实施军事、生产、科学、识字、民权、节育六大训练,以便造成中华民族的健全分子。
  山海工学团的儿童团员张健经常为友讲故事,深受欢迎,农友亲切地称呼他为“小先生”。陶行知对于“小先生”这一新生事物极为重视。1934年1月28日,山海工学团召开普及教育总动员大会,17处工学团316人参加。会上,陶行知正式提出了“小先生制”。之后,他写了〈小先生〉等文章,作为普及教育的方法加以推广。安徽是陶行知的桑梓乡邦,1934年陶行知应省教育厅之邀,赴省会安庆演讲发动后,小先生一时活跃于大江南北。由于“小先生制”适合普及教育的需要,很快在国内23个省市的普及教育中得到推广,还对东南亚带的普及教育产生很大影响。
  山海工学团从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被迫暂时停办,近五年时间里,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上百名干部,并教育了周围众多的工家大众。而工学团这各形式更是在全国传播,歙县在五充工学团就办得极有特色。工学团事业产生的“新安施行团”,行程五万里,把救亡宣传送到塞外边疆,成为中国少年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迹。
  1934年,陶行知写诗日:“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这年7月16日出版式的《生活教育》杂志,他第一次把“陶知行”改名为“陶行知”。

                      救亡巨擘奔走海外廿六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益加重,到1935年底,所谓的华北分离运动,酿成了新的民族危机。这时。“一二·九”运动爆发了,掀起了民族求亡运动的狂飚巨浪,陶行知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新高潮中,成为国难教育的旗手、救世主国运动的领袖。
  “一二·九”运动后的第三天,陶行知和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周建人等在上海发起救国运动,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由德高望重的97岁老人马相伯领衔,281位知名人士签名,提出了八项抗日救国主张。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陶行知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中。一个月后的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成立,大会公推马相伯、何香凝、陶行知等人组成了主席团,陶行知被选为理事。5月31日,来自18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本代表在上海隆重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救世主会)成立在会。此时陶行知正在广西作抗日宣传,大会推选他为全救会常务委员、执行委员。同年6月,陶行知出国前途经香港,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联名发表共同声明,陶行辞别在出国日近率先签名。7月15日这份全救会四领袖联名的《团结御侮宣言》正式发表,引起国人各方面的重大反应并很快波脑海外。8月1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论团结御侮——复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四先生的公开信》,对他们表示了诚恳的敬意,同意宣言提出的纲领和要求。这封公开信和救国会四领袖宣言是两人代表团亿万人民共同愿望的历史性文件,起到了鼓舞人心、力挽狂澜的巨大作用。延安《解放日报》曾这样评价陶行知:“‘九一八’后,他不仅积极地用他那生动的笔呼号抗日救国,而且在实践上他和沈钧儒先生、邹韬奋先生等成立 了人民救国会,组织和领导了全国人民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这一时期,陶行知还教育工作与抗日救亡相结合,1936年2月23日成立了国难教育社,陶行知任理事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有理论、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的国难教育运动蓬勃兴起,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陶行知为救国运动、国难教育而呼号奔走的时候,世界新教育会议出席第七届年会邀请。这次会议共有5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代表参加,中国被邀请的教育家为3名。全救会积极为陶行知筹足了旅费,还郑重委找陶行知在出席会议后,到世界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动员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国抗日,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赞助,陶行知于是被称为“国民外交使节”。1936年7月10日,陶行知离开香港出国。7月31日至8月14日,陶行知在化敦参加了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在会上作了《中国救亡运动与小先生普及大众教育运动实践情况》的专题报告,引起普遍是重视,他发明的小先生制认为是不发达国家普及教育的发办法,印度、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特别感兴趣,陶行知后来还应邀到印度介绍推广小先生制。9月,陶行知代表中国全国救国联合会,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在这个有4000名代表参加的盛会上,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陶行知为中国代表团团主席。陶行知在大会上报告了日本的罪行和中国抗日的概况,博得了各国代表的赞许和同情。大会结束时,他被选为中国执行委员
  陶行知在国外进行了广泛的访问募捐活动,所到之处发表演讲,介绍抗日形势,揭露日本罪行。就在他由法国抵达美国时,国内发生“七群子”事件的消息传到美国。陶行知义愤填膺、心急如焚。他在美国联络了著名学者杜威、爱因斯坦联合发表宣言,谴责日本侵略,支持中国抗战。
  陶行知在欧美各国的化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在美国,他动员华侨认购抗日救国公债,发动洗衣馆华侨老板宣传达室抗日。他曾在洛杉矶五千人集会上,以翔实的数据谴责了美国军为商做日本帮凶的行径,大声疾呼“日本在中国钉死100万人的时候,有54.4万人是美国军火帮助杀死的”。他先后在加拿大17大城市发表抗日救国演讲。他把大量的捐赠都汇以香港保卫中国同盟,自己却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连鞋匠都不屑补的皮鞋,自己动手粘粘还穿。他先后三次到伦敦,瞻仰了马克思墓,写下了“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的诗句。
  在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陶行知七赴美国,门赴法国,五赴英国,四赴加拿大,三赴比利时、德国、锡兰(斯里兰卡),两赴法国,五赴英国,四赴加拿大,三赴比利时、德国、锡兰(斯里兰止),两赴埃及、印度、新加坡,去过一次的计有墨西哥、爱尔兰、捷克、荷兰、瑞士、意大利、奥地得、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巴勒斯坦、黎巴嫩、越南等,共26企图家、地区,总行程达25万公里。陶行知,这位天才的演说家、干练的组织家、杰出的外交使者,不辱使命,把抗日救国联合战线的种子,播撒的足迹所至的亚、非、欧、美几大洲,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章。
呕心沥血办育才
  1938年8月30日,陶行知风尘仆仆从国外返抵香港。他对媒体和各界人士发表了归国三愿:一是创办晓庄研究院,培养高级抗战建国人才;二是开办一所难童学样,培养人才幼苗;三是在香港创办职业初习学校月他到了武汉,这时已衽国共合作,陶行知任国民参政员,蒋介石约见了他。在晤谈中,陶行知报告了两年来在国外宣传抗战的情况,要求开办晓庄学院,蒋氏表示赞计同意。宋美龄两次宴请陶行知,并请他到中央部门任要职,陶行知谢绝了,重申自己献身教育的初衷。宋美龄表示,深信陶氏办教育是真心为国家,为老百姓,一定给予支持。
  陶行知特地拜访周恩来。在亲切的洽谈中,吉恩来介绍了陕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开展秤自救运动的情况。陶行知在武汉期间,还分别拜访了素有旧谊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氏时任第五战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力邀陶行知出任安徽省教育厅长,陶行知力辞不就,但想在大别山创办晓庄学院,当是第五战区司令部和安徽省政府都设在大别山。最后终因教育部陈立夫的阴挠,晓庄学院一直没办成。同年,陶行知赴香港,人起了中华业余学样,亲任学校董事长,吴涵真任校长官是一所专为失学夫业而有志长进的青年开设的夜校,授课的专家有胡愈之、茅盾、欧阳予倩、萨空了、楼适夷等。
  1938年12月15日,生活教育社在广西桂林正成立 ,2000多人参加大会。会上,陶行知对12年的生活教育运动进行了总结,并被选为理事长。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在不 时期有不同的中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七避孕药了“国难教育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改为“战为教育运动”。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抗战阶估,陶行知提出适应全面战争的“全面教育”。这一时期,陶行知最伟大的创举是创办了育才学样,实践了他的创造思想。
  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在重庆合川县划街子凤凰由的古圣寺开学,到样学生40余人,年底达年百人,他们是来自15省的战区难童。至第二年夏天,学生总数达169人,男女学生各半。陶行知明确规定了办学宗旨,即“用生活教育之原理与方法,培养难意之优秀儿童,使之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
  育才学校招生要通过智力测验、文化教室、特殊才能考察,三方面综合择优录取。根据学生特殊才能,入学后分别编入六个组:文学组、自然组、社会组、音乐组、绘画组、戏剧组(后又添加舞蹈组、普通组)。育才学校使用两套教材,一套是普修课程,占总课时四分之三;一套是各组教师自拟的特修课程式占总课时四分之三;一套是各组教师自拟议的特修课程,占总课时的四分之一。同生洗教育的前阶段——晓庄时期、山海时期相比,育才学样式更为重视基础知识教育。陶行知要求育才学生牢牢掌握国文、数学、外语和科学方法这“四把钥匙”。高中的普修课程十分全面,小学部的基础教育也很扎实。育才得视学生的创造堵能,鼓励学生创造成性学习。陶行知在育才开展了“创造年”、“创造月”活动,1943年11月发表了著名的《创造宣言》,提出了教育的理想境界:“和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育才的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并举,在教育史上具有创新特殊价值。
  育才学校特别重视在集体生活中培养集体方主义精神,陶行知要求全校理由生共同创造成一咱合理的、进步的、丰富的集体生活。它大致分为五个文化生活,有取名为“精神早点”的朝会,有文化晚会、讨论会、辨论会、写读进修会及壁报等文化活动;二是康乐生活,体育活动多、娱乐活动列为丰富多彩;三是卫生生活,陶行知手订《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要》,非常科学,保证了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环境卫生;四是劳动生活,全校师生以劳动为荣,如各组蔬采基本自给;五是社会生活,经常开展社会活动,深入农村、工厂办玫扫盲,送医药、送戏剧等等。
  育才学校吸引了许多著名的学者、专家、教授来校任教,如文学组的艾青,音乐组的贺绿汀、马思聪,舞蹈组的戴爱莲,弁剧组的章泯,绘画组的陈烟桥墩等。更有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到校作报告、办讲座或任教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对育才学校始终给予了扶持,中共南方局尊恩来指示在育才建立了直属地下党支部,帮助陶行知办好育才学校。1940年9月23日,周恩来、邓颖超到陶行知在北碚的家中,专程拜访陶行知,交日又到育才参观、演讲暗藏捐款400元“为小孩子购买运动器具之用”,题辞“一代胜似一代”。
育才学校的办学经费一直靠校长陶行知筹措。他从办校伊邕就把自己当参政员的每月350元车马充作公用。为了筹经费,他必须不断地奔走于重庆、北碚。193912:01 02-9-17年底,他把家庆在离重庆较近的北碚一座废碉堡中,省去了房租。1939年12月31日与对琴结婚就是在这破堡中。1941年“皖南事迹 ”发生反当局对育才加紧了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这一年春天,物价飞涨,育才经费已到山穷水尽、难以维持之际,陶行知提出“做新时代的新武训”,他不停地奔波募捐,组织名家家画义卖、组织公演募捐等。同时垦荒30亩,开源节流,勒紧腰带游渡难关。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育才师生在重庆举行的画展、音乐会、话剧公演唱会三项活动,纯收入便有30万元。在长达7年的艰难时世中陶行知以他牺牲的精神、卓绝的毅力、高尚的人格、博爱的胸怀,支撑着育才,温暖着战时的难童、青年和大众。

                      民主之魂 光照千秋

  抗战使民族矛质上升为主要矛盾,随着胜利的接近,国民党当局逐步实行了专制的寡头政治,中国面临着民主和平与独裁内战两种命运的选择。陶行知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屡遭国民党反云贵派的威胁迫害,但一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对中国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陶行知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冲锋在心斗争的前列,成为一侠“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1941年10月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10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0日召开了临时人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民方同盟成立,陶行知正式加入民盟。这次大会通过了民盟中央的政治报告、大会宣主和纲领三大文件,陶行知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委,兼任民盟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民盟的领袖人物之一。抗战胜利后,为防止内战,和平建设新中国,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亲自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时行谈判。作为民盟重要领导成员的陶行知,与毛泽东数度会晤,共商国是。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协议,即著名的“双十协定”。翌日,毛泽东飞近延安,陶行知代表民盟到机场送行,他与毛泽东、陈诚、张治中等在机场上合影留念。
  陶行知始终站在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心、反对专制斗争的前列。在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后,1945年12月1日,昆明军警镇压了举行反内战示威游行的大中学生,死伤十余人,造成“一二·一”惨案。12月9日,陪都重庆备界举行公祭大会,陶行知给夫人写了遗嘱信,毅然参加大会,代表中国救国会宣读了沉痛愤怒的祭文。迫于压力,当局于1946年初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闪议,重庆各界为此于2月10日在较场口举行数万人的庆祝集会,特务们制造混乱,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人,陶行知作为主席团成员,迅速指挥参会的100多育才师生保护民主领袖离开会场。
  这期间,受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托请,陶行知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1946年1月15日,在重庆管家巷28号举行了开学典礼。这量所文科性业余大学,它以晚间学习为主。陶行知任校长,李公朴为副校长兼教务人。一大批进步学者应聘、应邀到社大任教,有翦伯赞、许涤新、华岗、邓初民、五昆化、章乃器、张友渔、马寅初、侯外庐、何其芳、艾芜、胡风、曹靖华、聂绀弩、骆宾基等。与此同时,陶行知发起了社会大学运动,它表明陶行知的普及教育已由普及识字教育、初等教育发展到普及高等教育。
  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政治中心东移,陶行知准备把育才迁以上海,并在上海推广社会大学运动。1946年4月10,他偕夫人告别了居住七年的陪都重庆,先飞南京,拜访了周恩来。4月18日到达上海,开始了他最后一百天的生命冲刺。
  在这最后一百天中,陶行知作了100多次演讲,为推进和平民主运动日夜奔走呼号翦伯赞所说的:“上海,这个没有边际的人海,从行知先生来了以后,波涛才汹涌起来。”6月8日,他与马叙伦、马寅初、周建人,茅质、巴金、章乃器等164人联名至收蒋介石,反对内虞,呼吁和平。6月23日,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等11人组成的“和平代表团”赴南京请愿,10万人集会上上海北站广场送行。集会上陶行知在特务们的反动口号声中,发表演讲,疾呼和平民主。在南京特务打伤请愿代表、制造了“下关事件”后,6月26日,陶行知代表上海54个反内战团体,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下关事件”真相。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李公相、闻一多在昆明遭特务暗杀,全国为之震惊。陶行知悲愤之极,在得知自己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第三名后,置生死于度外,对劝他注意安全的郭沫若翦伯赞说:“我等着第三枪。”大义凛然,无所畏惧。
  他泞知处境危险,随时可能牺牲,就开始整理自己的诗稿,天天工作到深夜。陶行知是一位大众诗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新诗的为数不多的几位探索者之一,更是“五四”以后“文艺大众化”和“文艺民族形式”的率先实践者。7月16日,陶行知给育才师生写了量后封信。7月22日,他参加了邹韬奋灵柩安放仪式,宣读祭文。7月23日,他与沈钧儒、吴晗等十几位民盟领导人一道开会,商量如何编印李公朴、闻一多纪念集。晚上又赶赴郭沫若寓所,听取周恩来关于时局的分析。7月24日,陶行知操劳了一天。这时宪兵已搜查了他的住所,他不得不临时借住到朋友任宗德家中。是夜,他整理诗稿数万字,工作至凌晨。
  1946年7月25日清晨,由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陶行知突发脑溢血,而常备药物尚在家中(许士骐兄许德臣住宅),不及救治,溘然长逝。一代宗师,享年仅55岁。
  陶行知逝世的消息传出,四海同悲,五洲哀悼。周恩来驰电中共中央:“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足,是一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么维克。”当日(7月25日)毛泽车、朱德联名唁慰陶行知家属,毛泽东作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雪生般的唁电从世界各界、全国各地飞往上海。重庆、延安等地都举行了2000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在上海入殓祭典那天,到殡仪馆告别的人山人海。马叙伦老泪纵横,柳亚子抚尸昏厥,郭沫若痛词相挽。上海追悼会达到5000多人。
  1946年11月30日,上海50多人个民团本和3000各界人士在北火车站举行了“恭送陶行知先生灵柩赴京公葬“人民导师”灵罩,仪式非常隆重。12月1日6时20分,灵柩运抵南京,在劳山墓地举行了公祭典礼。下午2时30分,灵柩奉安入土。沈钧儒题写墓碑“陶行知先生之墓 中国五十三人民团体公葬”。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1986年10月,江泽民在纪念陶行知诞辰9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陶行知一生,是由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进而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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